中日汉字文化的交互关系

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日两国，在长达千余年间发生着汉字文化的互动，这不仅是指双方共时性的交相影响，而且是指在不同历史阶段，汉字文化扩散源地与受容区在两国间戏剧性的易位。

在古代，中国长期是文化的扩散源地，其首创的汉字及汉字文化传入尚无文字的日本列岛，使大和国家确立之际，迅速实现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性飞跃。

日本对于汉字及汉字文化开始是和盘吸纳，但由于汉语与日语的语音迥异，结构也大相径庭（汉语是孤立语，日语是粘着语），日本人使用汉字存在“言文分离”、“音意两橛”的矛盾，于是力图寻求文字本国化的途径。8世纪创造以汉字作音标拼写日语以及按汉字意思训释日语的“万叶假名”；以后又通过简化、模仿汉字偏旁创造“片假名”，模仿汉字草体制造“平假名”，得以用表意的汉字和表音的假名共同记录本国语言。自镰仓幕府（1192—1333）以降，形成“和汉混淆文”，即汉字与假名混用的文体，并沿用至今。

日本使文字“和风化”的努力，还表现在运用汉字造字法则（特别是“六书”中的“会意”法）创制日本汉字，如表现山顶意的“”字，表现十字路口意的“”字，表现神前供木意的“”字等，日本人称为“国字”、“和字”。

日本人自制汉字不多，但参酌汉字造词法创制的汉字词汇（日本称“固有语”）却为数众多。现在中国人常用的参观、参看、参照、方针、解决、申请、想象、场所、敌视、服务等即借自日本“固有语”。

明治维新以降，日本成为非欧美国家实现近代化的“优等生”，其学习外来文化的目标也从中国转向欧美，译介反映欧美科技政教的术语概念，成为明治间日本新知识界的使命。在这一历史阶段，一些西学派知识分子力倡汉字废止论，然而，恰在“汉字废止论”风行朝野的幕末—明治间，正是日本创制汉字新词以译介西洋术语概念的高潮。

幕末—明治间日本新创汉字词以翻译西洋概念的主要方法是如下两种：一、择取中国古典词汇翻译西洋术语。其中又分三类。其一是所择中国古典词与西洋术语内涵相同，可直接对译，如伦理、政治、消费；其二是所择中国古典词基本意向与西洋术语近似，翻译时词义有所引伸、扩大，如文学、思想、物理、机械、发明、革命；其三是所择中国古典词与西洋术语内涵大异，甚至相反，翻译时仅借用中国古典词的词形，完全改造了词义，如封建、共和、经济、社会、民主。二、当没有古典词可借用时，便遵循汉字造词法，组创汉字新词翻译西洋术语。如形容词加名词：白金、白旗、哲学、数学、美学、美术、博物；副词加动词：交流、独占、暗示、饱和；动词加宾语：编制、断交、动员、讲座；两个有动词意味的汉字构成变活用动词：依赖、运转、格斗、滞留；同义复合词：解放、供给、说明；多重复义语：舶来品、最后通牒、社会主义、攻守同盟、治外法权等。

日本创制的汉字新词历经19世纪60年代以降几十年的筛选、锤炼，至90年代已经标准化。而恰在1896年以后，成千上万中国的莘莘学子赴日留学，将大量日籍（包括各级教科书）译介到中国，日本人创制的汉字新词随之在中国不胫而走，构成现代中国流行的外来词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由于日制汉字新词已先期成熟，占据强势地位，不仅在中国人尚未创制相关译词时捷足先登，而且取代了已经创制的一批译词。此外，还由日本传来一批欧化语尾，如“～力”（生产力、战斗力等），“～性”（阶级性、民族性等），“～度”（深度、长度等），“～品”（作品、食品等），“～化”（现代化、公式化等），“～者”（劳动者、统治者等），增进了现代汉语的表现力。

日制汉字新词大量入华，难免生搬硬套之弊，然而，日制汉字新词连同所携带的西方新文化正是转型间的中国所需要的，它们丰富了汉字文化，使中国的话语系统迅速现代化，并与世界文化接轨，从而为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条件，其功实不可没。

对于日制汉字新词的涌入，中国推动者有之（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），反对者亦有之（如林琴南、辜鸿铭），而实际的运作趋势是，从大力推进、强行抵制两极走向顺其自然，使之在语文生态中汰劣存优。那些令中国人费解的日制汉字词，终于被中国自制的汉译词汇所取代；而既传输西学内容，又颇富汉文韵致的日制汉字新词则融化到汉语词汇的汪洋大海中，百姓日用而忘却其为外来语。